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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互利共赢为基础 构建新形势下的中美经贸关系

来源:中国金融新闻网  作者:王祎  发布时间:2017-05-08

摘要:  “从本质上看,中美经贸关系是互利共赢的,双方已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在充分认识两国国情的基础上,双方应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加强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经贸方面增进理解、加强合作、实现共赢。”5...

  “从本质上看,中美经贸关系是互利共赢的,双方已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在充分认识两国国情的基础上,双方应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加强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经贸方面增进理解、加强合作、实现共赢。”5月7日,在第六届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常务理事会主席陈元这样表示。

  为深刻分析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并探讨如何建立一个可信的双边经贸合作框架,5月7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和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共同主办的第六届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在北京举行。本次交流会以“新形势下的中美经贸关系与全球化”为主题,来自中美两国的数十位经济学家齐聚一堂,为两国双边经贸关系及全球化发展建言献策。

  构建双赢的中美经贸关系

  1个月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海湖庄园进行会晤,达成了重要共识,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作出了规划。对此,陈元表示,中美两国不仅是全球系统重要的经济体,而且经济总量处于世界前两位,客观上构成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中美合作对推进全球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对于下一步两国应如何切实贯彻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共识,CF40学术顾问、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给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应充分理解中美两国元首所达成共识的内涵和重大意义,中美彼此尊重、增加互信、加强合作、实现共赢;第二,基于双方相互尊重的前提,中美双方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通过有效利用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机制,作出更大的努力,做大合作的蛋糕,有效管控好分歧,促进和提升双边经济关系;第三,对于一些中长期挑战,例如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问题和过剩产能问题,双方必须尽早开展相关工作。

  朱光耀认为,中美经济关系的范围绝不仅限于贸易,还包括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两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比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构性改革政策等层面的协调,以及中美之间关于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

  理性看待并解决双边贸易及汇率问题

  在会议现场,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及PIIE所长Adam Posen共同发布了《CF40-PIIE联合报告(2017)》(以下简称《报告》)。

  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2016年贡献了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46%。《报告》认为,中美经济结构性因素是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和美国的经常项目结构是由两国国内储蓄投资结构的宏观因素决定的,贸易政策对改变经济结构性问题的作用非常有限。美国对中国提高贸易壁垒只会把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转移到其他国家,并且造成效率和美国国民福利的损失。避免中美贸易摩擦的最佳策略是加快结构改革和市场开放。

  在汇率方面,在市场对美国财政刺激和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下,美元指数的走强增加了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压力。而此前,特朗普公开表示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显示出两国在汇率问题上的积极态势。

  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表示,虽然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已经开始,并且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但在过去几年当中,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对GDP之比在下降,而投资收益逆差的现象并没有改变”。他认为,减少中国经常账户盈余,不仅对美国有利,对中国也有利,所以中国应该加速结构性调整,实现结构平衡重构。

  PIIE客座研究员、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Nathan Sheets认为,在2016年2月上海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中方表示有意愿使用货币、财政以及结构性改革的一揽子措施来解决汇率问题,并且在货币政策承诺上取得了新的进展,保持了人民币汇率形势的稳定;最近的一些干预,包括购入人民币来缓解进一步的贬值,证明了中国远非汇率操纵国。国际社会应当按照G20确立的通用流程来处理相关领域的冲突,进行有效的合作和协调。

  《报告》认为,中美在汇率问题上具有政策协调的基础,双方应该加强协调和合作,以避免外汇市场的大幅波动。

  美国经济政策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控

  针对人们普遍关心的新一届美国政府在税收、基建投资、金融监管以及货币政策等方面的调整,《报告》认为,总体来说,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可控的。

  第一,美国税收改革会给中国带来一定压力。减税一旦实行,短期内对美国经济有刺激的作用,但长期或将导致政府债务上升和财政赤字增大。由于中国企业实际负担的有效税率比美国高很多,加上美国在土地价格、能源价格方面的优势,部分中国企业可能把投资转移到美国以降低成本,形成一定的资本外流压力。

  第二,美国基建投资加码和政府开支增大的计划若兑现,有利于进一步提振中国的出口,对中国产生正面的溢出效应。但由于政府债务的约束,基建投资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还有待观察。此外,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中国企业无论是在资金还是技术方面都可以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实现双赢。

  第三,在金融监管层面,美国政府可能简化和放松《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部分条例,但不太可能全面废除,对中国的直接影响也比较有限。放松金融监管虽然有利于提高美国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但对改善企业投资低迷和信贷需求疲弱的现状难有帮助,因此对推动美国经济增长作用有限。

  第四,美联储调整加息步伐、美国利率升高和美元指数走强给人民币汇率带来了调整的压力,但由于中国对资本的管控能力较强,外部因素变化对汇率走势和国内金融市场的影响比较可控。中国货币政策的相应调整有益于中国抑制通货膨胀和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控制金融风险。

  管涛表示,中美双边贸易失衡不应该成为中美经济政策的落脚点,双方应该更多关注多边贸易收支状况,而不仅仅看双边。此外,加速结构性改革和市场开放是中国避免中美间经济摩擦的重要策略,这不仅可以缓解中美间的经济摩擦,而且也是中国自身改革开放的需要。


责任编辑:《每日财讯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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